发布时间:2014/10/17 20:10:27
笔者2000年的性调查结果中有这样一个数据:在全中国20到64岁的、有婚或者已经同居的、被调查时仍然生活在一起的男女女女里面,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超过了四分之一(28.7%)。在最近一年里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的人则占到6.2%。当时笔者的著作中把这称为“婚内乏性”。
可是这一结果发布之后,大众传媒大加炒作,被命名为“无性婚姻”,后来居然有些大城市的婚姻介绍所开展了专门介绍无性婚姻的业务,最终被当作笑料放进了2010年的贺岁电影。
性生活与日俱增
那么到了2010年的时候,情况如何呢?笔者专门统计了那些在婚或同居的而且最近一年内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三次调查总计10,027位男女),结果发现:在过去一年之内,他们之间的性生活频率出现了显著的增加。“无性婚姻”(每个月不到一次)正在日益减少,预测到2015年的时候,在18-61岁所有在婚者中,将不足10%。也就是说,它行将逝去。
更细致地来看,在任何一个年龄段中,都出现了低频率者减少、高频率者增加的局面。在中老年人当中,主要是频率低的大幅度减少了。而在中青年当中则是高频率者大幅度增加了。
如果把性生活频率分成11个等级,把最近一年之内都没有过的设为0级,把每天一次或者更多的设为10级,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直到61岁的夫妻的平均等级是5.39级,到2006年增加到5.72级,到2010年再次增加到5.97级,大致相当于每个月三次左右。
这样的显著增长,可以列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应该是中国夫妻日益认识到性生活对于自己的身心、对于婚姻的美满所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因而产生了更大的性的积极性。
那么,中国夫妻对于目前的性生活频率是否满意呢?在丈夫中,认为性生活次数太少的,从2000年的39.8%减少到2010年的27.3%;在妻子中则是从23.8%减少到21.4%;而认为次数太多的夫与妻都没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说,中国夫妻对性交的频率也越来越满意了。
紧张与压力是性生活的杀手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的性生活最多或者最少呢?
首先,年龄当然非常重要。
其次,上学程度也很重要。高频率过性生活的人,在最高上学程度者中比最低文化的人多出27到47个百分点。
第三,性生活频率最低的是在农村劳动的男人和女人,其中高频率的人只有40.4%,比城市人口少11.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城乡文化生活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第四,性生活的多少,与居住的城市的大小直接相关,而且是城市越大,高频率过性生活的人反而越少。
这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城市越大,生活就越紧张,闲暇时间就越少,心理疲劳也就越多,性生活频率自然也就越低。反之,县城县级市里的生活节奏是最松弛的,因此性生活才能更多。
第五,与上述情况类似,城市人口的职业压力越大,性生活也就越少。最放松的职业是商业或个体,其中的性生活高频率者占62.0%,各种白领工作则降为54.7%;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只有52.5%;而各种企业家和各级领导干部则仅仅是49.5%。
第六, 性生活频率与自己的收入等级直接相关。可是与人们通常的想象相反,是收入越高,性生活越少。这其实也是由于收入等级越高的人,生活也就越紧张,心理压力越大。
婚姻磨损
最后,笔者希望提请读者注意“性生活的婚姻磨损”。
在人们所推崇的始终如一白头偕老的婚姻状态中,男人和女人的性生活频率都是最少的,性生活高频率者只有49.0%。可是在再婚者中却是58.7%,在未婚同居者中是59.7%;未婚或离婚却仍然有性关系的人则高达70.0%和70.5%。
即使仅仅统计40岁以下男女,其趋势也是一样的:在未婚或离婚却仍然有性关系的人中,性生活频率高的人占到73.2%和75.0%;可是在初婚、再婚和同居中都少于前者,只是在66.9%到68.1%之间。
总之,只结过一次婚的男女,高频率地过性生活的可能性,比其他婚姻状况的人少18%。
那么婚姻磨损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原因当然很多,本节暂且只分析性生活中的情况。
对于高频率地过性生活的可能性来说,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主要是:对丈夫爱抚得很充分(增加23%)、自己兴奋(增加33%)、对方很爱我(增加36%)、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亲昵(增加62%)、双方都经常有性高潮(增加79%)。此外,每增加一种性技巧,高频率的可能性也就增加16%。
会减少高频率可能性的消极情况主要是:双方谁也不主动要求性生活(减少22%)、双方打架(减少27%)、对方缺少性高潮(减少28%)。
显而易见,性生活的多与少,虽然跟许多生理状况有关,但是双方的相互协调也非常重要,归根结底要看双方的爱情是否足够深厚、激情是否仍然持续。
婚姻之所能够磨损性生活,恐怕并不是纯粹因为“审美疲劳”,而是因为婚姻太保险了,即使性生活不好也很难解除,因此许多人也就“不思进取”了,不再努力地建设它。其结果就像温室中的花朵,不但抵御不了外界的竞争,反而使得自己日益枯萎。
【原载于: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
《东方早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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